当我入适之师家时，他已经辞去中国公学校长。这年冬天，他就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事，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全家从上海迁往北平去，我随同前往。三十日，我们到了北平。
我初到北平的工作，是整理适之师的藏书。适之师的藏书，一部分在上海，一部分存在北平。上海的运来了，北平的也要开箱。在书房前的大厅上，纵横的陈列着约二十个书架，适之师指点我把那些书籍分类放在书架上。
整理过书籍，我就继续抄录铁花先生遗集。到第二年三月抄录工作完成了。这时候适之师打算动手考证《醒世姻缘传》的著者问题，他要证明《醒世姻缘传》著者西周生，就是《聊斋志异》的著者蒲松龄。他为了要搜集蒲松龄的史料，借了两部《聊斋全集》的钞本——一部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，一部是淄川马立勋先生藏本——叫我先把这两种钞本将其中的文、诗、词的目录来和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《聊斋全集》对照，列一个对照表，然后单就那两种钞本，校其异同，重新辑录一部清华本与马本的混合本《聊斋全集》。当我做完三种《聊斋全集》目录对照表的时候，我将那个表送给适之师说：“石印本的文和词，除了极少数之外，都是清华本和马本所收的。最奇怪的是石印本的诗，共二百六十二首，没有一首是清华本和马本里面见过的。”适之师本来已经很怀疑石印本的《聊斋诗集》，看了这个对照表，更加怀疑了。过了两天，适之师就写成一篇《蒲松龄的生年考》（后来改题作《辨伪举例》）叫我看，说：“石印本的诗集全是假造的，所以没有一首诗和清华本或马本相合。松龄本来活了七十六岁，张元撰《蒲先生墓表》，原没有错误，但传抄的墓表误作八十六岁。这位假造的人，误信了墓表钞本的一个误字，深信松龄活了八十六岁，所以假造那三首诗，一首《八十述怀》，一首《己未除夕》，一首《戊寅仲夏》。以坐实享年八十六之说。这个人真了不得！他做了二百六十二首假诗来哄骗世人；许多诗是空泛的拟古之作，如《拟陶靖节移居》，如《拟杜荀鹤宫怨》，那是不相干的。但他又查出了松龄的一些朋友，捏造了松龄和他的朋友们唱和的诗若干首，又抄袭《聊斋志异》的文字和注文，加上了许多详细的注语，这些注语都好像有来历的，所以许多读者都被他瞒过了。”我细细读了适之师的考证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证据，是引用《聊斋文集》松龄自撰他的妻子《刘氏行实》的一段话说：
孺人刘氏，……父季调，……生四女子，孺人其次也。初松龄父处士公敏吾……嫡生男三，庶生男一，……松龄其第三子，十一岁未聘，闻刘公次女待字，媒通之。……遂文定焉。顺治乙未（一六五五年）间，讹传朝廷将选良家子充掖庭，人情汹动，刘公，……亦从众送女诣婿家，时年十三。
按松龄生于崇祯十三年庚辰（1640年），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正月二十二日（1715年2月25日），享年七十六岁。刘孺人生于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小于松龄三岁，如果松龄的生卒确如石印本诗集享年八十六之说，要提早十岁，那么，他十一岁正当崇祯十三年，他的妻子还没有出世哩。“待字”之说从何说起呢？适之师这一条证锯，就把石印本那些假证据都打倒了！接着适之师再从通行有注本《聊斋志异》里面，把那些假唱和诗中的朋友姓名履历的注语的来源，一条一条的都查出来，揭穿了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《聊斋诗集》的捏造。适之师根据我的对勘表作出这篇辨伪的实例，教导了我用对勘方法来解决考证问题。五十年代首先用来解决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问题，写了我的太平天国史辨伪代表作《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——〈江南春梦庵笔记〉考伪》。到八十年代，以长达十年的时间解决了《水浒传》的原本和著者的问题。
适之师写成《蒲松龄的生年考》后，他又写一篇《醒世姻缘传考证》。这一篇考证，适之师经过五六年思考的工夫，方才审慎的动手撰写。其难度远在《红楼梦考证》之上，最足以代表适之师的考证方法。这篇考证的主题，是解答《醒世姻缘传》的作者是谁这一个难题。适之师解答这个难题，经过几许的波折，其中有大胆的假设，有细心的求证，终于得到完满的证实。适之师对这篇考证很高兴，他说他这一篇考证故事，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个实例，可以给将来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个有趣味的例子。所以他在引文上就写上了一句“鸳鸯绣取从君看，要把金针度与人”的话。适之师平时教人做考证有两个法则：一个是大胆的假设，一个是细心的求证。我十分荣幸，在适之师草稿的时候，我就读到这篇考证，给我莫大的启发。从前顾颉刚先生在他的《古史辨》的自序里，曾说过他从适之师的《水浒传》考证和《井田辨》等论文里，得到历史方法的启示。如果我的工作还有一点学术上的意义，如果我还说得上是适之师的一个门弟子，那么，我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，便是在这一年里亲承师教读了《蒲松龄的生年考》和《醒世姻缘传考证》两篇考证得来的。
（选自《师门五年记·胡适琐记》（增补本），三联书店1998年7月第1版，本文标题是编者所加）
